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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

近几个月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使得人口流动的意义以前所未有方式凸显出来。靠控制人口流动来控制疫情具有极大的社会成本,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认为,因为“流动不仅仅是一个附生的人类行为,其实它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基础,以及社会怎么组织起来重要线索。”“可以说人类社会是被流动挟持了”。

从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和硕士时开始,“流动”就成为了项飙关注的中心。他见证了他的浙江老乡们不远千里辗转到首都北京,在城市的边缘落地生根,抱团取暖,在北京发展出规模庞大的浙江村。博士期间远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后,他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开始研究跨国的印度技术劳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根据这项研究写成的著作《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在2008年获得了重要的人类学研究奖项安东尼利兹奖(Anthony Leeds Prize)。他目前着手写作的新著延续“流动”主题,以东北跨国劳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跨国移民过程中的秩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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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还在写《全球“猎身”》的博士论文的项飙去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研究工作,他注意到欧洲新出现了不少来自中国东北的移民。当时中国东北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1990年代东北国企改制,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失去了他们原有的“铁饭碗”,开始往外寻求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务输出管制从90年代开始放开。2002年起,中国政府允许私营公司搞劳务输出。2004年开始,项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对东北跨国劳务输出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大部分的东北跨国劳务人员实际上并非去往欧洲,而是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不同于人们的一般印象,他们的流动也并非非法和无序,而是在一套复杂中介链的严密操作下有序地流动。他称这套使个体劳工“被流动”的政策制度设计为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

这项关于跨国劳工移民的研究揭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情景——在今日的世界,“流动”看似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正规,但这些流动网络之下,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复杂性:不仅有作为推手的资本,还有国家权力更灵活、更有效地延伸,而身处其中的跨国劳工在流动正规化的同时,也吊诡地变得更加孤立。

访谈的上半部分,项飙介绍了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怎么发挥作用,从这里看出国家监管和中介链条怎么形塑了跨国流动。流动“基础设施”不仅存在于劳工流动,在技术移民、留学生等优势群体中同样存在。

项飙2016年在香港大学做讲座。受访者供图。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

澎湃新闻:你东北移民研究的开端是2003年关注到欧洲新出现了来自东北的无证移民。但后来发现大部分的东北跨国劳务人员跟以前无证移民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能否谈谈你研究中的东北劳务移民流动,跟无证移民流动的方式和网络有什么不一样?

项飙:从前中国出来的无证移民的流动有很强的地域性,流出、流入地都很集中。比如,温州地区的主要流向欧洲的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福建长乐的主要流向美国,福清主要是去日本。

这跟流动方式有关。因为这种靠“蛇头”的流动是政府要打击的对象,所以内部的信任非常重要。同时因为偷渡的安排经常要经过几个国家中转,一路上需要人接应,需要很强的协调,老乡网络就很重要。有时候地方政府想管制也很难,因为整个地方社会都绕进去了。

无证移民的高潮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末期,那时候去日本、美国比较多。1990年代以后这个趋势慢慢下降,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八九十年代那种坐小舢板从福清坐到日本的直接偷渡很少了。现在更多的是合法入境,然后滞留,但也比以前少多了。国家对流动的管制效能是大大上升了的。

当时对东北劳务移民流动的预想是它是很无序的、非法的流动,结果发现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文件、手续都是合法的。对比以前的非法移民,现在东北劳务移民的流动不是依靠原来的地下网络,而是依靠专业的劳务中介。总的来讲,从全球来看,政策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是放松的,但具体管制更有效。合法流动的机会比以前多,非法的流动在减少。

这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构建出来的?合法移民,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跟政策制定者想象一样,“合法”背后有很丰富的社会关系:要有签证、工作准证,还需要看教育水平、资历、特殊技术等。同时输入国还会有各种办法制约你,让你必须在合同到期时回国。所以“合法”必须通过这一系列手续、文件和实际的控制关系构造出来。老百姓要获得这些东西就需要靠大量的中介和其他机构。所以中介这一块变得非常庞大,他一方面赚流动人口的钱,另一方面在塑造这个“合法” 。

澎湃新闻:参与这个“合法性”构建的中介,是你研究中提出的“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你所说的“基础设施”的概念是社会性的基础设施。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项飙:这个概念最早是国际劳工组织2000左右的时候提出来的,是说要有一套政策、机制,使劳务的流动比较合法、有序、有保障,例如出国前要提供培训、做身体检查,出国后要有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措施、出现纠纷有机构可以提供帮助等。这原本是一个政策语言。

我们提出“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不是看劳务人员怎么流动,而是要看劳务人员的流动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他们是怎么“被流动”的。就像开车,车怎么开,是由路和各种交通规则决定的。这种基础设施可以让个体高速流动,但总体的秩序可以比较稳定。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提到一些表面看来矛盾的现象,例如流动人口没有增加很多,但中介却增加了很多。并不是劳工对出国工作的需求推动了这个产业,而是移民网络中的“基础建设”制造了这些需求。

项飙:大家总觉得中国人都疯狂地想出国。你如果去问老百姓,也会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出国好。但实际上很多人会觉得不太现实,铁了心要走的人是很少的。我在中介那里看到的是,经常有人在最后交钱的那一刻突然说,我还要再想一想。他们并不是本来就有很强的出国的愿望。

这些劳务中介也不是坐着等人上门的,他们要主动出去找可能出国的人。因为实际上没那么多人要出国。 这里面中介有几层。在农村最基层出去找人的是个人,叫“腿”,不属于哪个公司。他们一般在自己村里或附近,通过跟亲戚朋友聊天,看看有谁适合出国。他们会判断谁是好的客户,比方说,刚离婚的妇女,因为她们在中国小城镇里面对很多污名,生活不愉快,可能更愿意出国。我调查中就看到有很多离婚的年轻女性到新加坡、日本、韩国去做工厂的女工。

“腿”找到合适的人之后,会把这个人带到镇或县里挂牌的、有门脸的公司,这些公司会给“腿”返点。要出国的人,钱是交给挂牌公司的,因为这些公司可以开收据,老百姓看到有收据、有门脸他会比较放心。但另一方面,如果没“腿”介绍,他们也不愿意交这个钱,因为挂牌公司的人他们不认识,可能跑掉。但“腿”是村里的人,他们知道他的家里人是谁,住在哪里,“腿”跑不了。

但实际上挂牌公司也没有境外就业服务执照。他们招到人后要跟真正有资质做国际劳务输出的窗口公司对接。窗口公司最早是部委的机构。后来体制改革,把这些部委下面的机构转化为公司。当时国内一般的公司是不可以直接跟国外公司签合同的。

后来到2000年后就放宽了,私有公司也可以申请成为窗口公司,数量从最早的4家发展到高峰期全国有将近3000家,最近十年管控比较严,数量有下降。成为窗口公司要求很高,例如要交1000万押金,对从业人员有专业要求,所以能成为窗口公司的企业不多。这中间有一些本来不做劳务输出的公司,但他有钱申请成窗口公司,拿到牌照之后转手让别人给他招工,他赚窗口费,所以发展出下面的中介链条。

现在因为海外工资没有涨,出国的成本又在不断上升,人越来越难招了,中介就不断要到新的、更偏远的地方去动员新的劳动力。有些中介还会把出国打工包装成扶贫项目,帮助劳务申请贷款, 用扶贫款支付中介费。

澎湃新闻:中介一般会怎么选择劳工?

项飙:“安全”很重要,意思是这个人出去不会跑掉。如果你有亲戚在日本,中介都不太想要你,因为怕你和在日本的亲戚形成同盟,就会跑,这样他们就很难办。

我也经常听到“腿”会跟上面的中介公司讲,这个孩子很老实。老实就不容易跑,不容易跟雇主闹矛盾。移民劳工跟雇主闹矛盾之后,雇主不会跟工人谈的,会直接找中介,让中介把事情摆平。

所以“腿”一般都是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例如退休的老师、干部。因为劳务人员出了事,还是要通过“腿”处理。出去的人大多比较年轻,“腿”要能镇得住他们的家长。所以如果你在社区里没有公信力的话,上面的中介公司也很麻烦。

流动秩序中的国家和中介

2007年10月,辽宁沈阳一家中介公司招募赴新加坡劳工的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因为技术、交通相比以前更加便利了,流动似乎应该是更便利的事情。但你也提到各国国家的管制能力更强了。国家管制的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项飙:现在的流动管制更加个体化了。跟以前比起来,国家权力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对每个人都密切跟踪 。比方说,早期日本大的汽车企业需要中国工人,一下子要20个人,统一管理。原来输入外劳主要是为了解决大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后来日本经济衰退,大企业不太要人,需要外劳的更多变成了边远地区的小型的乡镇企业、家庭企业和作坊,因为他受到了很多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成本必须下降,必须要靠廉价外劳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这样外劳就不是大量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而是高度分散,输入国就要对每个个体进行跟踪。在日本,是通过协力组织(地方的行业组织)来监管。日本政府会对协力组织施压,如果管不好外劳,明年这个协力组织的会员企业就拿不到外劳名额。这样协力组织就有压力,会跟各个企业协调,也会经常去检查,不允许外劳外逃、罢工,也不能出人身意外。企业也会跟介绍外劳的中介讲好,选人的时候要选好。原来日本企业面试劳工还会看很多细节,例如手茧不厚的不要,有纹身的不要。这样的意思也会一层层传达到中国的中介。这种控制在流动过程中是设计得非常精密的。

现在一个比较新的趋势是,输入国更多地依赖输出国去做一些移民的控制。中方的中介采取很多控制的措施,例如收取押金。劳务人员如果在海外不听话,中介就扣你的押金。

但有些人跑了,押金也不要了。中介就要求劳工要有他当地的公务员做担保,如果劳工在海外违反规定,国内老家的公务员要赔中介钱。这一个是因为公务员有稳定工作,中介可以找他的工作单位,不怕不交钱。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在农村,公务员是圈子里很有面子的人,国外务工的人跑了,会让作保的公务员很难堪。所以中介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要钱,是要控制这些出国的人,让他们有一个精神压力,不要私逃。

还有一个是通过家庭关系,劳工如果在国外跟雇主闹矛盾或私逃,东北的中介会联系他的家里人,给他做思想工作。有一个手段是把几个同乡的劳务人员放在一个工厂,如果一个人跑了,所有人都要回国,这样让他们互相监督。如果有人想跑,其他人可能会跟他们的家里人反映,他们的家里人又会跟那个想跑的的家长施压。这就把家庭关系绑在一起,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家庭压力。

一个工厂里的劳资关系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跨国的多边关系来维持和控制,里面有家庭的、商业性的、行政性等多样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多个主体,有雇人企业、日本的中介、协力组织、中国有执照的窗口公司、下面在农村里招人的中介和“腿”,所有这些组织成一个系统,来操作这个事情。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也提到某种程度上国家监管催生了商业中介的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发生的?

项飙:国家监管确实面临矛盾,政府一方面希望劳务人员数量增加,可以促进经济、解决就业,所以鼓励市场化的劳务流动。但大概从2005年左右,政府更多地考虑到劳务人员的安全和在外权利受侵犯的问题,因为当时在塞班岛、中东地区连续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劳务纠纷,劳务人员去大使馆静坐,论坛和当地政府和企业都形成一些冲突,影响国际形象。

怎么处理这种鼓励和监管的矛盾呢?政府就是找窗口公司,“谁送出、谁负责”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一旦发生纠纷,窗口公司要用飞机把人运回来再说。所以窗口公司得是有钱的,有能力解决跨国纠纷。政府很强调中介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一个地方干部曾告诉我,“什么叫抗风险能力,赔得起就是有能力,赔不起就是没能力”。如果让小企业当窗口公司,出了事抓了它也没能力处理这些事情。

但这样一来造成的矛盾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大企业不会去做琐碎的招工工作,比如日本一家公司要找5个人,窗口公司不会跑到吉林下面一个村招两个人,再去另一个村找剩下的,大公司就以发包的方式把招人的工作让下面的中介去做。这样就催生了更多的中介。但出国的时候要求文件是窗口公司出的,所以窗口公司的功能是承担了一定的政策责任。

同时,为什么现在出国中介费用越来越高,为什么中介能够多拿钱,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管制严格。国家管制严格意味着你必须通过中介才能走。

政府跟商业中介形成的这种关系很微妙。政府也打击黑中介,如果出事也要取消执照。但同时商业中介实际上也是为政府服务,为政府控制跨国的劳务人员。两者共同构造了这样一个流动的秩序。纯粹从结果看,两者达成了某种共谋关系,中介赚到了钱,私逃也被控制了,无证移民数量下降了,出去打工的人受到的以前那种非常粗暴的权利侵犯和冲突也确实减少了,因为控制得很严。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中提到,通过这样的中介链,劳务人员在东北和日本、新加坡等输入国之间的流动是非常精确的、点对点的,过程衔接也非常精密。中方这边的中介送走,落地之后那边的中介马上接走。到达输入国后,他们就直接被移植入到海外严格划定和控制的岗位、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中。这种精确的模式是亚洲独特的情况吗?

项飙:对,是亚洲比较独特的方式。欧洲1970年代有一个“客工计划”。二战后西欧要重建,从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将近30年的时间,主要是德国从土耳其、意大利招了很多人。那时候是政府的双边协议,但很少有私有中介介入,都是政府部门在招人。

点对点这样的精确程度必须要有私有中介介入,因为政府很难做到这样精确的植入。这个现象在亚洲出现,是因为在亚洲国家,政府管制能力比其他地方强,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国,同时又有非常活跃的商务中介部门,导致的格局就是高频次、高频率的短期流动,但表面上又是合法程度比较高的。

为什么是短期,输入地政府希望防止移民留下来,所以形成这种旋转门政策,短期停留,进去又出来。现在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年,就是让你还没有扎下根就移回去了。其实工厂是希望有熟工,但现在逼着工厂三年就得换人。

现在欧洲也是越来越强调这种短期轮转,跟非洲很多国家的合作协议是这种短期的循环式流动。另外,欧洲对非洲的援助,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很多人变成了中介,帮助别人流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这种流动的发生。

澎湃新闻:亚洲像日本韩国包括中国都面临年轻劳动力的数量下降的情况,日本韩国最近也有一些放宽的政策,今后的这种趋势会对原来这种劳务跨国流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项飙:我觉得这个现在比较难预测。这个放宽的措施争议也比较大的。日本国内的劳工组织认为,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就应该把劳动力的工作年限拉长,让这种临时劳动力变成长期劳动力,同工同酬,最后可能变成日本公民。但政府当然不愿意,政府希望增加短期劳动力的数量。我们现在看日本的政策也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主要是日本政府占上风,但确实也给短期劳动力放宽了工作年限,也增加了待遇。

另一方面,对低层劳务的需求这个总的趋势本身是需要观察的,因为有人工智能,有经济升级,这个需求究竟有多旺盛、多持续,都不太好讲。

今后会不会对整个劳务流动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这些年带来变化的主要不是国际劳务移民政策的变动,主要是国内的情况。国内生活变好、工资变高,这些变化慢慢会使得出国流动也发生变化。农村土地政策的怎么变、汇率怎么变,这些因素对流动的影响可能比流动政策本身的变化更重要。

技术移民与留学中介

2007年5月,日本神户,一家中介公司对刚刚到达日本的中国劳工进行培训。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一直很关注中介如何介入、塑造劳动力跨国流动的问题,像印度IT行业的“劳力行”、东北的跨国劳务中介。如果对比印度IT行业的技术性劳工和东北非技术性劳工的跨国流动,两种中介的介入有何异同?

项飙:私人劳务中介真正活跃起来是在1970年代中东国家。当时石油危机,油价暴涨,中东积累了大量资本,开始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迪拜、沙特阿拉伯就是那时候起来的。当时他们从南亚输入了大量非技术移民,也催生了第一批战后的劳务中介。

高技术移民开始出现在战后1960年代后期,主要是美国取消了移民政策中的国家配额制度,全世界都可以申请,南亚就去了很多人,当然高技术的优先。那时候主要是通过个人申请。高技术移民中介的介入实际上是很晚的,是在1990年代末随着高新科技和金融界兴起,才大量出现。以前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都是科学家等研究型人才,但现在很多是私人企业雇的,也是短期合同性质的。这在“全球猎身”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原来那种通过同事网络、个人申请的方式不适用了,转变为通过这种猎头公司。

我做印度的研究的时候,猎头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行业。“猎身”这个词是跟猎头对应的,因为虽然招的也算是高科技人员,但程序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体力劳动,而且要的数量很多,待遇也不好,跟普通的合同工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不是“头”,而是“身”。

总的来说,越是低技术的劳工,中介链越复杂;中介费占他们比例的工资更高,而且需要他们自付,所以给劳工造成的负担越高。

但像印度IT行业中介就在这两端之间,但高技术中介现在也越来越变得像低技术的中介。

澎湃新闻:发展中国家里中介的壮大以及对跨国流动,对劳资关系有什么影响?这些中介似乎是让劳动力的流动变得特别稳定,这是全球资本高速、广泛流动的需求吗?

项飙:从结构意义上讲,中介令劳动力的供给更稳定,保证雇主需要的时候总能找到劳动力。但在微观上,对于每个劳工,实际上是变得很不稳定。像印度IT产业是高度不稳定的,需求劳动力可能突然会很多,但是经济一波动可能需求马上就下来,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要坐板凳了。这些坐板凳的人,等待的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没有工作。

东北的移工也是这样。有时候中介为了跟别的中介竞争,想雇主一旦要人就能把人送过去,会提前招工、提前培训、提前收钱。但有时候雇主改变意向,不要工人了,已经培训好了、交了钱的劳工就要等待,有时候要等一两年。

现在一些中介会更主动给出国人员提供培训,这跟地方政府部门的推进也有关系,是再就业的措施。这看起来不是坏事,是增加人力资本。但问题是,劳务人员要花钱、花时间,但最后送出多少人很难说。现在不仅是中国,在全世界,特别在亚洲,有这样一个新的趋势:就业机会没有增加,但培训的投入增加较大。原来人力资本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现在面临就业的紧缩,政府老是让你准备好去就业,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澎湃新闻:我们谈到的这种中介的角色和基础设施的思路,除了东北劳务移民之外,其他阶层的流动也有一定的共性吗?

项飙: 例如留学中介,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大学生英文都很好,为什么需要留学中介呢?但不止在中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留学中介都是很重要的一块。

留学中介在这里的一个重要作用其实是强化教育的等级制度和学术流动之间的关系。留学中介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你送到以你的条件——成绩也好,钱也好——能进得去的学校。如果没有留学中介,学生可能很难自己评估应该申请怎样的学校,他们对不同学校之间的这种等级是不清楚的,而留学中介在帮你流动的时候强化了这个等级制度,它们在保护强化那些所谓的金字招牌。

这类象征意义是有很具体的后果的,包括毕业后的就业、工资,甚至找对象,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等级秩序的形成,不是通过国家的管制,而是全球的这种教育体系的管制,那些排位高的、有优势的学校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但又希望尽量地多赚钱,留学中介就很重要。

澎湃新闻:相比于以前看待移民流动的思路,基础设施的理论对未来的移民发展研究会有怎么样的启发?

项飙:最早的移民理论,主要是从比较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比如说推拉关系、结构性转型、剩余劳动力转移等语言去描述它,是不太看到移民个体的命运、选择和思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是移民当中的社会学问题,例如他为什么要付那么多钱、他的各种焦虑、跟家庭的关系、跟雇主的劳动关系,这些应该怎么理解。大家越来越关注到移民个体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又有大量的研究强调移民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比方我们讲的侨乡关系。这可以说是第二波移民研究的思路。

我们想推进的是第三波。这二十年来国际上对移民的研究太关注个体了,觉得流动都是关于网络、梦想、人生规划。冷战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流动的大发展、流动的革命、流动的文明,中国更是这样。移民的社会网络也通常是在这个视角下讲的,说流动人口如何形成自己的网络,可以绕开甚至突破国家的政策,所谓有“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但我们忘了,这些看起来很自由的流动,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在产生,流动中有等级、有不平等在强化,一些看起来和全球化很不协调的权力关系会在流动中重新强化。

这样可以把结构要素和个体要素结合起来。结构讲的不是供求关系那样的结构,这个结构本身是通过实践构造出来的,像中介链、商业关系和行政关系这种又竞争又共谋的、很动态的、较量的关系。这个是结构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但像教育市场中留学中介在推动流动的过程中强化的学校等级体系,它会导致一个结构性的效果,强化等级和分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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